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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卧床和昏睡，褥疮成了棘手的问题。妈妈的腰部和脚踝已被它占领。爸爸换药，我打下手，几天过去虽然结痂，但仍有扩大趋势。
而妈妈一不留神的摔跤让爸爸心急又自责，因为在她的意识里，这些小事怎么会摔呢？有一次是妈妈要拿桌上的果汁，几步路的功夫摔了；还有一次，是我把妈妈扶到床边坐下，她坐在那不自觉地往前栽……
如果说病人本身的病情让人痛心，那么照顾病人的家属情绪则比病痛来的更加残忍，它似乎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
在此之前，我和爸爸曾经商量过要不要把妈妈送进私立医院度过最后的时光，也就是临终关怀。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公立医院是不会收的，这是从医疗价值、资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而她在清醒的时候就和我们交代过，“别折腾我，走的没有痛苦就可以了。”
那是周二的上午，由于进食量过少，妈妈已经十多天没有排便了，排尿也出现了困难。很明显，癌细胞已经侵蚀了各个器官。
“我们真的要走这一步了”，爸爸的语气平静又无奈。
“妈妈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我强忍着继续往下说，“我打个电话给堂姐”。
堂姐是爸爸在杭州的堂妹的女儿，在医院工作，学药理的，大学四年来这里读大学，爸妈对她很照顾。回杭州后，她逢年过节都会寄茶叶、山核桃、笋干给妈妈，我们的来往和其他同城的亲戚相比，更为亲近。
当我在电话里叙述了妈妈的情况后，堂姐认为送医院是最合适的选择，“就算靠营养液也能维持一段时间”，这句话坚定了我的决心，尽管妈妈曾一再表示自己不想去那种地方。
爸爸立刻联系了他的朋友，在此之前已经打听好了一家走路只要五分钟的私立医院。“下午就送”，爸爸准备收拾东西。
“这么快？”我惊讶了，“妈妈肯定以为我们带她安乐死了”。
就在几天前，妈妈让我找医生询问安乐死的事。
爸爸的朋友给妈妈选了一间四楼朝南的单人病房，在大家的帮助下，妈妈下午顺利躺在了新的病床上，并请好了一个护工。
而我，并没有参与这次住院手续。原谅我的懦弱无能，我没办法亲手送她出这个家门，此刻正值清明前。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这个烙上“告别”印记的病房。妈妈还像往常一样昏睡着，身上插着鼻饲管和导尿管。她带着防止拔鼻饲管的手套，由于流质打不进去，医生不得不在脚上给她戳了针挂营养液。
“昨天导尿管一插进去，妈妈瞬间排尿”，爸爸带着希望的说，“等你妈能打流质了，我想想给她搞点米糊。她住进来挺开心呢。”
“能靠营养液维持也不错。她醒了。”我急忙走到妈妈床前，问了她一些简单的问题，“还认识我吧？”
“怎么不认识，我又不是呆子。”
“那你好好养着，我和我爸都在。”
这时护工进来了，说了大致情况，她原来在三甲医院里做过，所以经验丰富。“她的脸色比昨天好。”说完，帮妈妈翻身，把温水打进鼻饲管。
这样的日子重复了四天，有时她醒来嘴里嘟囔着什么，我们听不清，就静静地看着她睡觉也挺好的，其他没有变化。
第五天，妈妈开始用眼睛表达了，我依旧问她认不认识我，她眨了眨眼皮，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然后忽然提了堂姐的名字。
“红本子”，妈妈吃力地挤出来。
“什么红本子？”我疑惑地问爸爸。
爸爸想了一会儿，“她是不是想说器官捐赠的那个证书？”
妈妈又睡着了，和往常一样。
第六天，一切如常。爸爸向我隐瞒了妈妈晚上忽然发高烧，又迅速降下来的事。这天晚上，我吃了安眠药，却翻来覆去到凌晨才入睡。
早上六点半，电话响了。我立刻赶到医院。妈妈就这么睡去了，似乎在梦里。
最后印刻在我脑子里的是交流时她黯淡无光的眼神，但她是我永远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