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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见过自己的伯伯，跟遗腹子差不多。以前，我们伏龙场的人习惯把父亲叫成伯伯，后来才慢慢改成爸爸。我出生于1944年农历三月，而我伯伯早在1943年底就被抓了壮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小时候，生产队里的那些调皮娃儿一提起他，总说：“你老汉儿肯定早就成炮灰了！”说完一阵嘻嘻哈哈之声。
我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叫岳玉梅，二姐叫岳玉竹。玉竹只比我大两岁，她对伯伯也莫得啥子印象。我伯伯被抓走时玉梅已有八岁，当她闻讯赶到村口时，只见粗麻绳串联捆绑着的一群男人正被驱赶上车，其中就有我们的老汉儿。
天空黑压压的，冷雨夹着雪粒子簌簌而下，那些男人个个衣着单薄，像霜打的茄子似的瑟缩着脑袋，枯草般的头发在风中乱舞。
她哭喊着奔了过去，伯伯扭头看向她，哭嚎道：“玉梅，不要跑，小心摔倒！”
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她还是没能赶到伯伯的身边，最后一次投入他的怀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满载壮丁的车扬长而去。
不过，她并不孤单，泥泞的路上有许多送行的婆娘和娃儿些，他们齐声恸哭，哭声惊天动地。
等我稍微长大一点后，玉梅便不厌其烦地给我描述这一幕，每次讲到最后，她都会默默地流泪，我问她为什么会哭，她只将我紧紧揽入怀中。
等我的孩子们陆续长大，甚至等我有了孙孙儿辈后，她还在不停地讲这段过往，我知道，这是她一生都走不出的阴影。
我伯伯被抓之前还做了一件对家族影响深远之事，那就是为了吸大烟把祖上积攒的田产全都当了出去。随后几年，尽管我妈黄淑珍在娘屋头的扶持下苦心经营布匹生意，将其中的两块小田赎了回来，解放后，我们家仍幸运地被划为了上中农，躲过了被批的厄运。
我妈对伯伯的败家行为一度恨之入骨，因祸得福后，她少了很多怨言。
可能是家族曾经的荣光给我长了脸，我在六岁那年就订下一门娃娃亲，老丈儿是五星村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兼郎中蒋春河。五星村距离李营坝约八里路，藏在龙洞河那边的浅山子里。
我头一回走老丈屋是被我妈用背篼儿背着去的，毕竟还是六岁的小娃娃，哪有多少脚力？背篼儿是新买的，坐在嫩绿色的背篼儿里，穿了一身新衣服的我不停地喊：“妈，背篼儿的味道好好闻啊！”
我妈没有言语，只是哈哈一笑。她挽着高高的发髻，上面包着一块印花蓝布，身着右边开襟的青色长衫，青色长裤，黑色布鞋，这是她当时所能亮出的最好打扮。我们身上全是她自己缝的衣服，解放后，她的布匹生意被迫中断，裁缝手艺却大有长进。在她提着的包袱里，还有她为我未来的婆娘和老丈母缝制的一套新衣裳。
过龙洞河时，我妈再三叮嘱：“幺儿，我要走桥墩了，千万不要乱动哈，掉到河里的话，恐怕是，棉花堆失火——没得救了！”
潺潺的水声像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水草淡淡的幽香扑面而来，水中明显有游鱼轻捷的影子。
我妈用双手紧紧抓住背篼儿的绳子，小心翼翼地迈上了第一个桥墩。她不敢低头瞄水，只能微微抬头，远望着河对岸的那一片浅山。
我也不禁紧张起来，搂住我妈的脖子，用脸贴着她的发髻，深怕栽进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