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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已升起在BJ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全国得以解放。尹秀娟眼见着、听说着与丈夫孙文源一起参加革命的某某谁回家来探亲了，又有某某谁来信了，还有某某谁怎样怎样的。然而，丈夫孙文源依然是人影不见、音信皆无。尹秀娟不淡定了。孙士星从青岛回来，她让孙士星想方设法广泛写信打听二叔的消息；孙首礼从上海回来，只带来了高群和金翠玉夫妇的一封信，信中说始终没有打听到文源二哥的消息；留在福州的孙文庆，去了合肥的孙相春，和在南京的孙文正，都先后写信回来表明没有孙文源的任何信息；崔胜、金明珠来过几封信，也只是谈一些工作情况和小抗战的生活趣事；大姐夫白旭因在济南战役中率部投诚，现以民主党派人士留任省政府参政，他也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孙文源的线索，未果；二姐夫杨洪春在徐州来信表明没有孙文源的任何消息……总之，丈夫孙文源就像人间蒸发似的，曾经的同窗好友、革命同仁，都没有为她揭开丈夫孙文源去向的迷底。
尹秀娟开始怀疑自己心底的那个阴阳，感觉并不灵验，倒像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但她仍然心有不甘，便不由得拿来琵琶，神情专注地弹奏起来。《玫瑰三愿》是她学会弹琵琶时，弹奏的首支曲子，她对这支曲子情有独钟，是她最熟练、最拿手的。她弹指颤动，力度随着她剧烈波动的情绪不断地张弛变化，使曲调更加深沉而凄婉！忽而铿锵，忽而舒缓……突然，“卡嘣”一声断了一根琴弦！她心里一惊，难道丈夫文源他确实就不在了？！假如人还在，家里找不到他，而他可以找到家啊！八岐山、小埠山，他总记得吧？古槐树、宅院，他总记得吧？爷爷和娘、妻子和孩子，总记得吧？战乱时期，书信不通，情有可原！而全国解放一年多了，怎么连封书信都不写回来？这许多地疑问，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不在了；二是负心不要家了。但她决不想信第二种解释，那么就是第一种解释人不在了。面对这个答案，她无话可说，只能苦水咽进肚里自苦自尝。战争，令多少母亲失去儿子，令多少妻子失去丈夫，令多少幼儿失去父亲！只说身边的：大哥孙文清，二叔尹兆喜，还有沈同福、史同法和孙相田，不是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五妹孙文菊遭受了非人地折磨，至今下落不明。征人战死沙场最为平常事！革命就会有牺牲。而自己何苦再去纠结丈夫的生死和音信！艰难困苦的年三个月都熬过来了，现遇上新社会，仨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好日子正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丈夫孙文源的在与不在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她心结释然，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儿子们携手共进，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中。
转眼就是一九五一年的春天。这天辰时刚过，灿灿的阳光下，三百年古槐的青枝绿叶闪金亮银，风摇树动，远远看去，煞是一道美妙的风景。开天劈地，山村开来了两辆汽车。村民们疑惑地围拢过去看个稀罕，孩子们欢呼雀跃着跟在车后，彰显各自的见识，有地说：“头里那个小的叫吉普车，后面这个是大卡车。”“国民党那个时候大官坐小的，扛枪当兵的都是站在大卡车上。”大些的孩子说：“早先日本人的小车比这个还小，看着像乌龟壳。”有地问：“不知来了什么大官？”……两辆车行至村西头先后停了下来。小吉普里钻出四位穿制服的干部，两个四十左右的年纪，两个三十多岁，四人都是中等以上的个头。大卡车上只一个开车的，小吉普开车的也没下来。孙厚从坡里回来，正赶上四个干部先后下车，他紧走两步凑近了，惊讶地招呼道：“高齐民！孙文源的好友，年青时常来村里，革命走了后就不见来，现在是大干部了吧？”高齐民“哈哈”笑道：“我认得你，孙厚大叔，干保长总替乡亲们说话办事，被革职不说还险些被抓了去！哈哈、哈哈！”宋子铭说：“孙厚同志，高齐民同志现在是省委文教主任，这次特意到孙文源家里探望并处理一些事情。”“好好，好哇！高主任、宋书记，新中国都成立两年多了，文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家里人急，我们也都急啊！”宋子铭让俩年轻的干部从卡车上抬下个大纸箱子，说：“高主任、孙厚同志，咱们走吧！车子就停在这里吧。”高齐民边走边左右看着，不时地赞叹道：“好好，有变化，盖了好些新房，街上也整齐干净了，这才两三年的时间，看来，我那干儿子士勋很能干啊！哈哈。”宋子铭也称赞道：“是啊！那年淮海战役时，这个村的支前工作做得最好，士勋派去的小推车支前队受到部队首长的亲自嘉奖和授旗，尤其孙文泽同志表现突出。”“这件事情，我在《齐鲁日报》上看过报道，事迹很感人呐！”高齐民说。他们边走边聊，行至古槐树下，高齐民仰面在树下转了几圈，感慨道：“解放了，三百年古槐更加枝繁叶茂，像是也青春不老，焕发着蓬勃生机！”他走到门前，分别抚摸了一下左边右首的石狮，风趣地看着宋子铭说：“宋老师，我对这个宅院比我自个的家都熟，我和孙文源是在北沟阎王鼻子那里开火打架认识的，所谓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那时我们才七八岁，自认识后，这家就成了我的家，那家成了文源的家，就事事不分彼此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