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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工作也分别是接了爷爷和外公的班，都是事业编制，工资虽不高，还算稳定。
我们的家，是爸爸单位分配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标准的单位楼房。一栋楼有三层，一层有六户，自来水和厕所是每层公用的，虽然大家经常会因为同一时间使用打紧而稍有不便，但邻里之间却有着现在找不到的信任、互助和谦让。我们从不担心自己会被麻烦，也不会费尽心思的为了方便自己而影响他人，与其说一层六户，还不如说是一层一大家子更为贴切。
家有里外两间屋子，爸爸妈妈睡里间，我睡外间，简易的厨房搭建在走廊上，一个常年不会熄灭的蜂窝煤炉子和一个放着碗筷、调料的小柜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家，爸爸妈妈用心去布置和维护，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家的温馨整洁依旧让我温暖如初。
爸爸单位的小朋友很多，每天放学后三三两两的聚集在楼下院子里叽叽喳喳，没有电子产品，没有游戏机，但我们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游戏，每个人的身边都围绕着一群小伙伴，从不会感到孤单和无聊。
春天，爸爸妈妈们会帮我们糊个纸风筝，再用彩色笔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涂上各种颜色，然后一起挤在小楼顶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比赛。大多数的风筝都会随着小孩的呼声越飞越高，唯独我家的风筝，每年都只会在地面旋转摩擦，妈妈总笑着说我嘟起的小嘴都能挂上个大油壶。
夏天，我们经常在院子中央的水池边嬉戏打闹。看水里的蝌蚪穿过水草去寻找妈妈，看水池边各种彩色的花朵争奇斗艳，捉假山上趴着的蜗牛，然后摸着它的壳唱着：“蜗牛蜗牛快出来，有人偷你的金银财。”很多小孩都因为玩儿的太忘乎所以掉进水池，还好，水很浅，掉下去的孩子傻笑着站起来，拨开身上的水草爬出来，回家挨了骂，换了衣服又继续出来玩耍。
天气转凉后，在家里搭个炉子，约上左右邻里烤火聊天。妈妈们打着毛衣聊着家长里短，爸爸们围成一桌打打扑克。那时打牌不兴赌钱，谁输了，就蹲在凳子上玩儿下一局，直到赢了才能坐下来。经常听到运气不好或是技术不佳的大人因为腿麻而哀声连连。那些唉声叹气中总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就是我的爸爸。
妈妈的产假结束了，爸爸的工作又总是很忙，还老是出差，爷爷奶奶对我是女孩仍然心怀芥蒂，用了无数理由来拒绝照看我。妈妈迫于无奈，把我背上了讲台。
外公外婆知道了，他们心疼妈妈，商量后让外婆到了我家。
1987年，我两岁，爱跑爱跳越来越调皮，让本就有心脏病的外婆倍感吃力，那夜严肃庄重的家庭会议后，最终一致决定，让我提前进入幼儿园。
我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家到幼儿园有两三公里，没有交通工具，我和外婆只得每天走着去走着回。去的路上我为了拖延时间，耍赖、撒娇，要抱要背要骑小马。外婆时时都是一副慈祥和颜的样子，直到我闹够了，玩儿累了，才会乖乖牵着外婆的手，听话的向幼儿园走去。
小班在幼儿园的一楼，外婆每天一把我送到学校，就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外婆坚决的背影总会让我收回即将掉下来的眼泪，嘟着小嘴，“哼”一声后，学着外婆的坚决，头也不回的跑进教室。
直到一次，我从窗户外看到二楼拐角处的外婆正笑着看着我，我才知道原来她每次只是假装离开，为了让我更快的适应幼儿园而已。
发现外婆之后，我们之间就像是形成了一种默契。
我乖乖走进教室，坐在能看到二楼拐角处的位子上，等着外婆走上去后对着她挥挥手，外婆也对着我挥挥手后才慢慢离开。
这像极了现在的我送孩子去学校，孩子进了校门，我会沿着学校外的围墙走一圈，走到孩子班级所在的教学楼外面，看着孩子走上楼。孩子走进教室前我们也会相互挥挥手，之后我才会慢慢离开。我从教室里的小女孩换到了围墙外的妈妈，也感受到了外婆当时的心境。
大班了，爸爸的工作已经不用再经常出差，外婆功成身退，我泪流满面的拖着外婆的衣袖，也阻止不了外婆要回家了。
外婆回家后，经常出现在幼儿园门口的是爸爸和那辆很高很大的自行车。每天放学，我就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给爸爸唱着老师新教的儿歌，爸爸总笑着跟着我的节奏点着头，我在后座上悠闲的晃动着双脚，环抱靠着前座为我遮风挡雨的爸爸，那是此刻再也找不到的安全感。
爸爸现在快七十了，早在2008年就查出糖尿病，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伟岸背影和风发意气，变成了一个让人心疼的瘦弱小老头。每当我对爸爸身体感到忧心忡忡，他总会笑着安慰我：“别看我瘦，一身满满的全是肌肉。”
也许正是因为爸爸面对疾病的乐观和对治疗的积极态度，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一直没有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