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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升入高中的那年，我乘着地铁从海南坐到重庆，这条贯穿大陆的地铁交通线是地火战争时期的产物，在战争年代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军需物资和三十万的难民需要依赖于地铁交通线的运输。
460mm的大口径防空炮静静地矗立在湿冷的山城之中，将抵达地面前的阳光截断，地面也因此显得更加的阴暗潮湿。嘉陵江的水，高耸的工业建筑以及四面临山的地形让风吹不散这里浓厚的雾气，山谷里潮湿得就像刚下过雨的森林，而人类就是生活在这些树干上的蚂蚁，无论生老还是病死都离不开这里。
我在重庆博物馆里看到了那座被砸碎的月季花大理石雕塑，纯洁的炽光灯倾泻而下，为残缺的大理石雕塑罩上白纱。来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既有人类，也有新人，他们或静静伫立，或漫不经心，或怒发冲冠……博物馆内的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时间被具象化为了历史，而博物馆外的生者却依旧秋去冬来，在“孙又生子，子又生孙”的朝生暮死中做到与时间永恒。
我安静地站立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在熙熙攘攘的静默中感受雨水在玻璃面罩上嘀嗒作响，我扬起双臂，让冰冷的雨水沿着防护服的褶皱漫流而下。
也许是错觉，抑或者不是，某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催促着我去关闭气密装置或扯下头盔，而黑压压的山和滂沱的大雨仿佛正在时刻加剧着这种冲动，窒息的压抑感让人想在高处一跃而下。我那段时间经常这样想着：如果能从高处落下，并让地心引力将面罩摔碎，那就再好不过了。
而很显然我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诡异冲动的人，在回程的旅途上，我乘坐的那辆列车以60km/s的速度迎面撞上了几名操纵着滑翔翼贴着地面飞行的大学生，事后根据新闻联播报，我得知共有5名学生在那场事故中受伤，3名学生当场死亡。
“这些孩子都是飞行依存症患者，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人类行为学学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媒体的提问：“一般来说，飞行依存症患者都是十四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患者对‘天空’与‘飞行’有着近乎疯狂的痴迷。他们渴望飞行，这种“渴望”甚至会演变成以自杀式的姿态从高处跳下，这些举动对于患者来说是无意识的行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胡思乱想。而这种疾病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
燃烧弹和铝热剂引发了人类对天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让人类心甘情愿地蜷缩在地下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紧缺的生活物资，暗不见天日的“鼹鼠城”以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游行示威几乎让所有在战时出生的孩童都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幽闭恐惧症的患者会对封闭的环境感到强烈的不安和恐惧。特别是“鼹鼠城”的居民，他们总是会赤身裸体地跑到地面上。
在地火战争结束后，大量新人移民地球，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升级，畜牧业与农业的大规模减产，各种急剧增强的社会矛盾孕育了“战后迷茫的一代”，这代青年在经历地火战争的死亡和屠杀后，他们对“人类-新人命运共同体”彻底失望，于是，他们不再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理想，他们开始无止境的酗酒、吸食麻药、自残；他们漫无目的地活着，在可卡因与酒精的致幻作用下昏沉地死去。
幽闭恐惧症再加上强烈的自毁倾向，二者共同催生了最早一批的飞行依存症患者。
最开始这种精神疾病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缓解，但很快就发展成了不可控的瘟疫，根据地球联合政府卫生部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至今年，全球已有超过4.5亿人罹患飞行依存症，飞行依存症已经成为地球疾病负担位居第一的精神疾病，每年因滑翔和高空坠落导致死亡的患者人数估计高达700万。
在海南太空电梯基座上，我能看见飞行依存症患者在距离地面几千米的高空上跃下，变化莫测的高空气流在一瞬间就能将滑翔翼的支架折断，失去了翅膀的飞行者会直直坠入地平线，就像天空下起了人雨，即使飞行者们的“翅膀”侥幸撑过了猛烈的风击，高空的低温和缺氧环境也会慢慢剔走他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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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8年
据地球联合政府官方的统计，这年地球总人口数下降至32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暴跌至-3.7％，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自杀率也在急剧增长。低迷不振的战后经济复苏与停滞不前的地表环境恢复工程彻底杀死了人类对未来的希望，无论是新一辈人还是老一辈人，他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带来到这个充满仇恨且糟糕透顶的世界。
“乌云在坠落，天空在燃烧，枪口抵着胸膛，子弹撕裂翅膀。”
人类的最后作家因自杀去世，他在恩克斯堡岛上的一间小木屋内用霰弹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段短诗正是作家的遗言，同时也是他的墓志铭。在作家死后，地球联合政府在地球南极的冰原上为他举行了国葬规格的葬礼。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块纯净的土地。”人类领袖如此说道，在镜头前，他轻轻地将铅笔和白纸放在作家的棺椁上：“在前太空时代，这片白色的原野曾是所有鲸鱼的归宿，而现在，海洋里已经不会再有鲸鱼了，地球上也不会再有作家了。”葬礼结束，前来哀悼的人群散去，作家那块小小的墓碑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里，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仿佛作家从未出生，也从未死去。
南极的科考队员说，那块墓碑看上去就像是迷路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