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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听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刘景深并不是特别地惊讶——四次鞭刑外加流放北极圈——在上个月战犯处理原则出台的时候就有过风声，现在不过是证实了而已。
关押战犯的监狱并不是特别的森严，犯人们可以在不出监狱大门的情况下自由行动，也只有五名狱警来每天完成清点人数与食物供给的工作，甚至，战犯家属都可以无所顾忌的进出这所监狱，如入无人之境。
刘景深慢慢地拾起思绪，起床，刷牙，以及问一下狱友有没有自己的剩饭。
香烟慢慢地润滑了因为数日荒废而生锈的大脑，当然不用说，烟也不多了。
自己爱人早年因为核沾染过量去世之后，自己在世界上的亲人就只剩下了唯一的女儿——况且父女俩已经因为见解不同断交很久了。
手腕处传来的巨力把刘景深拉回现实，是他的助理老马。
“该吃饭了，这几天尤其得注意别生病”，还是那么不带感情的话语。
老马因为腿上有旧疾在身，常年只能靠拐杖四处活动，因此躲过了例行的鞭刑，也不知道该不该羡慕他。
“什么时候轮上我？”
一边嚼馒头刘景深一边问他，早餐时间也是入狱的十几天以来两人唯一会有交流的时间段。
“大概还得有几天，之后会有医生逐个给鞭刑犯做体检，然后定下最后的单次行刑次数。”
“嗯。”
今天与老马可以预见的交流即将结束，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刘景深去继续完善他的“北极圈驻扎计划”，而老马也要开始一天的自训生活。
早饭结束，洗盘子，给怀表上发条，然后就该找个安静的地儿接着草写计划了。
当然，就像钟表偶尔也会故障，刘景深今天回到自己床边的时候，便看到了一封不妙的信件。
信件不妙之处在于它的大蜡封与邮戳。那个蜡封的徽记，刘景深不太记得是哪个研究所的标志了，但那个邮戳和署名明明白白地写着——刘芷兰。
他的女儿。
十几年来刘景深都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哪怕是在刚被调到研究所工作并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他也没有萌生过要把女儿接到身边来的想法。他甚至不知道女儿具体的生日。
来信如下：
“刘景深先生：
听闻您受审，特此来信。
想必您难逃北极一行，而本人正好有些请托敢烦与您。
相关细节无可奉告，万望您理解。
若是应允，烦请接见本人的同僚，有关内容也将由他告知您。
此致
刘芷兰”
字里行间的尊重并非是源于人女的身份，这倒不如说是对于一个陌生人的客气。当然，这并不是很令人奇怪，就父亲这一角色而言，刘景深确乎是一个混蛋。
女儿现在应该...有二十岁了？
他随口叫住了旁边的室友，”
今天几号来着？“
1955年4月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