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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天气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现在是早上七点四十五分，距离进攻还有五分钟，五分钟。
我们的炮击越来越激烈，炮弹如同下雨般落在了对面的，发出了沉闷的声音。
我们现在待在冲锋壕里，等待着时间的到来。
十五分钟之前，我们吃过了早饭，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餐了吧？早饭还可以，每人三根烤得流油的香肠，上面还刮着一层薄薄的诱人的、红灿灿的、无比香甜的番茄酱——这可是卡连夫斯跟炊事班的人打过招呼后才有的，代价是用一块质量上乘的绿色降落伞布——还有一根长长的棍状面包，应该是从F国那里缴获来的。除了莫尔斯，其他人都没有吃得太饱，因为如果吃得太饱，腹部中弹后就会非常麻烦。我看到过那些腹部中弹的人，随着他们的肚子被打穿，肠子被打断，那些还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糜从他们身上的破洞里缓缓流了出来，混在变成褐色的血里，把担架弄得一塌糊涂，感染的可能性也大大上升。
在战场上，士兵很多时候不是被枪弹直接夺去了生命，而是在负伤后死在了那卑鄙的无处不在的伤口感染上。这件事是伦娜告诉我的，她特地写了封信告诉了我，再三提醒我如果受伤，一定要进行消毒。
不过她在写到“受伤”这个词的时候，字迹就会变得歪歪扭扭起来，字迹的颜色也会更深，有时候甚至会把薄薄的信纸给戳穿，留下几个有些碍眼的破洞。
而在每封信的最后，她都要为我祈祷一番，祈祷词总是要写上四五行，而且每封信的祈祷词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无论祈祷词变得怎么样，我总能在字里行间闻到一股幽幽的香气，那是属于伦娜的专属气息，只有她的身上才有这种特殊的香气。每次闻到这股气息，我的眼前总能浮现起伦娜的笑容。
扯远了。
尽管道理如此，但莫尔斯自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这个就像枪榴弹和烂萝卜杂交的诞生物一样的家伙，以一种莫名的优越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死，总归是要死得肚子满满，天堂可不收饿死鬼，而饿死鬼在地狱里也是倍受歧视的，是属于最低等的。就连枪毙一个人都要把那个人喂得饱饱的，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要在没吃饱的情况下去死？如果他的语气里没有那种令人讨厌的优越的话，我还是有点赞同他的话的，当然，仅限于后半句，前半句鬼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现在，所有人都很忙，每个人都很忙，这是每次进攻前的常态——在宽敞的战壕里，有的人拿出了自己放在贴身衣袋里的照片，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像是要把照片看穿。照片里或是他的家人，或是他的爱人，也许这是最后一眼；有的则拿出了一个小本子，把颤抖的手放在了不断因为身体发颤而抖动着的书上，满眼迷乱，口齿不清地祷告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虔诚向不知名的神灵祈求庇佑。
一群新兵挤在一起了，听着他们的排长或是连长的讲话。那些新兵就如同新训练的猎犬一般，尽管遭受了棍棒的打击，无尽的折磨，但一旦来到了狩猎场的边缘，就把之前的所受的一切苦难丢在了身后，抛在了垃圾堆里，只剩下不断上涨的无尽的兴奋与狂热，不断地躁动着，发出着“呼呼”的声音。
他们虔诚地听着眼前的人的讲话。那些人以一种极为自豪的语气告诉那些躁动不安的青年，在他们的面前，随着不断加强，不断往前延伸的炮火，那些跟他们一样躲在战壕后的F国佬，将会在这些从天而降的打击下被炸成碎块。那些被辛辛苦苦挖出的战壕，将成为他们自己为自己挖出的合适的坟墓。那些新兵在听了这些话后欢呼雀跃，看来，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要成为英雄了。他们显然还不怎么知道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尽管在挨了这么久的炮击之后。据我所知，在我重新回到战壕的这几天里，已经有三个新兵因为弹震症而去了战地医院，还有两个因为幽闭恐惧症而被送去了治疗。
卡连夫斯还在磨着他手里的那把铁锹，试图让它更为锋利一些，他的刺刀放在一边，已经被磨得锃光发亮了。海博拿出了他的照片，擦了擦，尽管上面一尘不染。那是一张全家福，他给我们看过，里面的人都笑得很灿烂，海博也一样。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一副颇为自得的样子。如果他知道进了战壕后会发生的事，估计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了。莫尔斯则蹲在一边，嘴里还嚼着什么。他手里握着一个已经啃了一半的面包，就是我们的早上发的那种。等等，他的不是已经吃完了吗？那他手里的是从哪来的？汤姆靠着墙，手里拿着一包纸烟，嘴上还叼着一根已经燃了一半的烟，缓缓地吐出了烟。等等，汤姆这家伙不是已经没有烟了吗？刚才还向我借烟来着。汤姆已经是个大烟枪了，尽管他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是老师校长和家长口中的榜样。如果说这场战争给他带来了什么，我觉得是给他带来了一身的坏习惯。
现在是七点五十六分，还有四分钟。我拿出了伦娜的照片，又看了一眼，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了回去，尽量使照片不被折角。家人的照片我没有拿，原因是父亲认为拿上家人的照片上战场不吉利。伦娜的这张照片还是她偷偷寄过来的。
现在是七点五十九分，我已经看到连长拿着信号枪出现在了战壕里，他也是要和我们一起冲锋的。我看到连长的手有些发颤，他的脸上，脖子上浸透了汗水。他用手擦了擦脸，然后把右手举了起来。
“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