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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左”倾路线错误影响，共产党的组织与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中央局、JS省委都被国民党发现。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地下党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共产党员王范、李乐平等先后被捕，余下的许多党员同组织中断了联系。这时，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无法了解和领导上海的党组织。
1935年后，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宋庆龄、何香凝、“七君子”等各界都组织了救国会，有文化界、工商界，也有妇女界的，各阶层都有。一些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便通过参加这些救国会的活动，进而找到了党的关系。但是，这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还是分散的，各不统一的。
1936年春，JS省委委员、农代会书记盛亮，上海地下党区高官李孝明的相继叛变给JS省委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现在摆在王尧山面前有三个问题：第一：多数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第二：上海地下党组织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领导；第三：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缺乏大城市地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
当王尧山为革命前途奔波着，盛亮、李孝明和吕静仪被接到了南京，受到了国民党各界人士的欢迎，他们成为了英雄，受到了嘉奖。
本着“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原则，盛亮和李孝明加入了中统，盛亮甚至还成为了党务调查三科主任副科长。
这个消息是李孝明叛变一个月后，鲁修在报纸上看到的。
当看到自己的老师，自己崇拜的偶像这么快就成为了叛徒，出卖同志，抛弃信仰，鲁修也是三观尽碎，一地鸡毛。
鲁修一如既往的在苏州河仓库里记着账，每天和他接触的人并不多，也没有人过多关心他的存在，虽然刚开始朱学范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也没有消息了。
此时，虽然中日关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和日本人还存在着贸易关系，只是杜月笙辈分小，外加杜月笙对鸦片这类祸害中国人的东西他是绝对不碰的，所以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占的比例最小。杜月笙想要更多的份额，一是自己需要；二是国民政府里面有人希望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基于此，杜月笙想要在日租界找个白手套，便于自己单独和日本人做买卖。
“墨林，你觉得找谁比较合适？”，杜月笙想了几天都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想问问管家万墨林。
“老板，我有一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
“说来听听。”
“沈清源。”
“沈清源。”，杜月笙看了一眼万墨林。
“一是出生，不管怎么说好歹是出自书香门第、商贾之家；二是留学日本；三是天性木讷，比较好控制。”，万墨林说出了三个理由。
“我再考虑考虑。”，杜月笙没有直接回答。
不过第二天一早，杜月笙就把万墨林喊到了书房里，两个人聊了很久后万墨林才从书房里出来。
一个星期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小洋房里迎来了他的主人，上海中日运通贸易公司老板沈清源沈公子。
上海中日运通贸易公司开业那天，上海滩三大亨悉数到场，黑白两道也都给足了面子，其中不乏有日本人到场。
此时的日本人在工部局的说话份量不够，基于想在上海滩找到突破口，有青帮背景的沈清源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