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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来呢？你们逃到哪里去了？”邓嘉拉着奶奶的手急切问道。
奶奶夏英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后来，你爷爷先找到一个僻静的山洼处，把邢菲的遗体掩埋了，旁边用一颗小树做了记号。然后把我抱到大卡车驾驶室里，向城区方向开去。可是开了一半，他又不敢返回城里，因为那时城里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于是，他就在一个岔路口停下车，脱下了军装，把军装和大卡车丢弃到一个山坡下，然后抱着我躲避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在一户好人家的帮助下，他给我取出了肩膀上的子弹，又让这家人帮忙找村里的土医生弄了点草药给我敷上，包扎好了伤口。那时我由于失血过多，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那，后来呢？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邓嘉望着奶奶问。
奶奶接着说：“由于这个村子离事发现场太近，很不安全，你爷爷在那户好心人家的帮助下，弄了一辆板车，又带着我连夜赶路逃到了二十多里地以外的一个小镇上，找了一个镇西边的民房住了下来。你爷爷还在镇上找到一个药铺，想方设法搞了一点西药，回来给我消炎、止疼，一直陪伴到我醒来。由于我失血过多，身体很是虚弱，是你爷爷每天细心照顾我，让我脱离了死神的威胁，直到我能够下地活动。从此我们隐姓埋名，先后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在这里落下脚。”
奶奶深情地望着邓嘉说：“你爷爷救了我，还救了好几个青年学生，我很感激他。在我醒来的那一瞬间，他那高大、勇猛、善良的形象征服了我。在得知是他救了我时，我也深深地爱上了他。没办法，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在解放区根本就不敢暴露身份，从此我们只能改名换姓，以一对逃难的教师身份生活。你爷爷只告诉我他叫邓子良，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之前他是怎么开展地下工作的，他什么也不说。这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说到这，奶奶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既然当时的情况那么复杂，那么危险，那爷爷为什么还要单枪匹马救你们？为什么不多组织一些人去救你们？”邓嘉有些不解地问道。
奶奶夏英说：“当时事发突然，你爷爷已经来不及找人帮忙了。再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危急时刻，他不能眼看着众多无辜的学生遭殃。”
“那爷爷既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什么解放后还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找组织，把情况说明，公开自己的身份？”邓嘉又发出一连串的疑问。
奶奶夏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唉，问题就出在这里。那时，你爷爷已经跟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他与他的上级老谢，就是那个茶庄的老板谢永生是单线联系，老谢在保密局上海站准备处决青年学生的前一天，在发报时，被保密局上海站的测向车发现，叶馨带着特务包围了他的住处，他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还有茶庄里的马道远师傅、伙计童小伟虽然也知道你爷爷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但是他们也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还有那个上海站电讯处的处长邢菲，虽然她也知道你爷爷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但是邢菲自己不是中共党员，而且也为了救你爷爷牺牲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你爷爷的真实身份和这段历史了。”
“那，那些被救的学生呢？总能找到几个人为爷爷作证吧！”邓嘉仍有些不解。
奶奶夏英接着说：“当时，你爷爷在接到处决学生的命令后，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他已经没有任何帮手，只能到现场随机处置。虽然这次行动也救出了几个学生，但是被救的学生早已不知去向，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些学生是你爷爷救的。我虽然知道事件的真相，可以为你爷爷证明，但是你爷爷说现在我们俩在一起了，我又不是中共党员，这种证明很难有人相信。他还说，如果不隐姓埋名，保密局的特务会马上追杀他，而他因为保密局特务的身份也会被自己人所抓。失去了自己的上级和证明人，你爷爷就是有千张嘴、万张嘴也是什么也都说不清了。”